第47章 下海
第47章 下海
连生的出现,让我再次陷入了青春回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回到了梅江边。公交车在小镇集市停下,一位瘦瘦的青年向我打听初中在哪里。得知我也是刚刚分配,自我介绍说叫李卡夫。我们立即熟悉起来,互相帮忙从车顶上取下行李。但李卡夫对小镇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我,而是餐馆前的早点摊前那群盘旋的苍蝇。
李卡夫是个文学青年。一个秋天的晚上,他把小楼里的几个兄弟叫到了一起,准备了酒水和花生,说是要举行一场“文学沙龙”。这是梅江边的一所乡村初中,李卡夫的住房就在我楼下,深夜的灯火和沙沙的翻阅声透过杉木地板的缝隙,不时引发我的好奇。
我和他所学和所教的,都不是同一个专业,但还是把我这个历史老师叫到了他的圈子。我当然乐于分享酒水和果品。我比别人更早到了。嚼着花生米时我不经意看到备课本,工工整整密密麻麻,是一群漂亮的汉字!凑近瞄了几行,却是个小说。开头是在讲述我们刚到小镇的情景。
几个语文老师应邀而来,李卡夫招呼着大家碰了几次杯,就拿起一本封面漆黑的书,念起了诗句:“敦煌石窟/像马肚子下/挂着一只只木桶……”
我不知所云。李卡夫说这是海子的诗句。然后要我详细介绍介绍敦煌的历史,有助于诗歌的理解。我其实只是把大家熟悉的历史简单说一说,什么王道士,什么斯坦因,什么飞天,然后表达了自己的疑惑:敦煌跟马肚子和木桶有什么关系呢?李卡夫说,这是现代诗歌,是文学而不是历史,可以随意组合随便理解的。接着,他就开始天花乱坠地阐述这句诗的内涵,让我一个晚上云里雾里。
那天晚上我只是听懂了若干句子。比如说我们这辈子一定要去趟敦煌,敦煌不是用来旅游的而是用来探究的。比如等我们有钱了一起去敦煌。但我们没有等来一起去敦煌的时候。有钱了,在一起,这两个条件的叠加,似乎永远是梦想。
李卡夫当然不是于勒,而应该是莫泊桑。我至今记得,坐在梅江边的河滩上眺望西山落日,他悠悠地说,这是一个能够诞生福克纳的地方,就像巴别尔相信敖德萨是惟一可能诞生莫泊桑的地方。受李卡夫的影响,我一度也变成了文青。但我们最终都没有成为巴别尔、莫泊桑或福克纳。我惟一可以找到的借口,是我和他没有很好地重合为一个人。
李卡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个我,一个他我。每当我内心萌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念头而最终胎死腹中,我就习惯于从他的故事中代入自己。因为他几乎能够实现一切我以为如此重要的梦想,比如自由恋爱,比如去远方旅游,比如坚决罢课,比如蔑视权贵。包括凭借备课纸上写下的诗句可以跳出偏远的乡村进城里工作。
还是从罢课那年说起吧,这样比较容易厘清远去的岁月。这一年的白鹭镇,遇到了一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:学校老师半年没发工资了。
在这个古老的小镇,这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。南方讲话刚过去两年,小镇的人们为此像全国一样步子大了起来,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狂奔。乡间的集市欣欣向荣,酒肉的香气弥漫着大街小巷,发廊的生意并不比录像店差到哪儿,桌球馆的青年也不全是不愁钱花的绔纨子弟,不时有圈着金链子的人从公交车或小轿车走下来。
但是,对不起,小镇的老师陷入了困境。他们无法拿到薪酬,就像绝望的农民遇到不好的年成。这当然不是小镇政府无能。事实上,他们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,既被老百姓唾骂又深受人们尊敬,那些想着弄间铺子的居民,那些想弄张准生证的父母,那些想把税费推到下年缴纳的农夫们,小镇的公务员是他们的神。但小镇如此费力,仍然没能解决老师的薪水。为此尽管薪水拖欠越来越多,也能迅速体谅。
李卡夫提出要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,那就是罢课。这对于习惯于清贫习惯于低头的老师们,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主意。校长知道了,立即跟上级进行了汇报,并强调说老师只想工资而不是想罢课。上级让校长带回来言辞的安抚。校长无奈地说,希望大家理解政府的难处,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,如果真的罢课,领导会认为这是在跟政府作对,我们对不起党和人民,对不起家长和学生,对不起太阳底下最光辉的称号。
至少有一半的同事理解了政府。加上小镇的冲突事件,大家寄希望于问题会慢慢解决,明天,或许就在明天,还是忍一忍吧。当然,年轻人都觉得罢课是最好的办法,这办法解气,有影响,能见成效。当然,年轻人中也有顾虑重重的,至少传递思想沟通意见阶段,他们仍然闻铃而动走进教室,用勤勉的课务来忘却工资的烦恼。
这时候,李卡夫就像突然领悟了自己身上的使命。李卡夫终于在一天告诉我,罢课第二天进行。
我显然完全赞同李卡夫的壮举。觉得无法面对这个罢课的场景。孩子们像往常那样从校门涌进来,经过樟树边的走道和操场,陆续走向三层的教学楼,十多个教室一如既往地在铃声中安静下来。但是一直没有老师进教室,教室里传出好奇而复杂的吵闹。天经地义的杏坛气息,突然在小镇中断,这是件多么悲伤的事情。上课的铃声像刀子向我头上劈来。我感觉无法忍受这一幕,推着自行车离开了校园,一个人往梅江边骑去。
我借口说是去家访。我看到公路上行人稀少,江面上水波起伏,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。